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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汝青

去世界上最洁净的地方赶海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西沙往事9——中国人纵横世界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  

2012-04-24 09:14:49|  分类: 西沙往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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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石岛与西沙首府所在地永兴岛相邻,一条人工栈道连通彼此。千万年海浪的拍击,形成了一幅傲骨峥峥的样子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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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央视在西沙华光礁水下拍摄考古画面的截图之一,据当时目睹现场的记忆,在场考古人员全部惊呆,几位渔民向导见惯不怪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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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类“海捞瓷”,被收藏界称作海南四宝之一,相信如果过去哪位渔民吃饱了路过时无聊,一个猛子下去,就可带上N万元货上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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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俺在七连屿北礁沙滩上捡到的碗底,不识货,当然就未识几何,只作为纪念,让它静静地在俺书柜中与俺对望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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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永兴岛外渐渐退潮的海滩,一个七彩斑斓的滩涂珊瑚世界每天一次地露出水面,渔民天天在这儿“捡到”鲍鱼(没经验白搭)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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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鹿角珊瑚数量庞大,沿岸的多数已经死亡。开放西沙旅游,在西沙人心里是个令人纠结的话题:开放,怎么保护?不开放,怎么发展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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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今在永兴岛上随处可见这样的花花草草,这是一代又一代西沙人耕海垦边的结果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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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亭子毫不起眼,但如果说它见证着西沙被国民党民舰永兴号从日寇手中光复,就一定会让我们对它肃然起敬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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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盆地状的这两百多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,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,也是我们每个华夏儿女的责任所系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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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胡耀邦的这幅手书悬挂在南海地图两边,安置在西沙工委永兴岛办公大楼的大厅正当中。

 

  在中国的人文历史中,有些字或词的蕴含早已远超它本身的词义范围,真的只可意会无法言传,比如西沙、比如南海。

  西沙,因为地处中国南海要冲,自古已来,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,有水上“丝绸之路”之称,更是未来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的交通与巨大资源的希望所在。而实际上,西沙在交通上曾经的辉煌,早已远超现代人们的想象力,远非陆路的“丝绸之路”可相比拟。

  这条黄金水道,经过南海及南海诸岛,横穿马六甲海峡,到达东南亚、印度、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国家甚至北非等地的海上通道,古称“通海夷道”,后世史学家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
  一、汉代开启南海——印度洋航线

  汉代(前206~公元220),我国国势强盛,经济文化繁荣,尤其中国丝绸、瓷器等精美绝伦的珍品令西方皇室贵胄们垂涎欲滴。西汉武帝建元三年(前138),张骞出使西域,开辟了中国与西亚间全长7000多公里、横贯亚洲内陆的一条交通路线,出口产品主要是五彩丝绸、瓷器和香料,史称“丝绸之路”。但由于西方的需求量与日俱增,陆道运输量少、时间长、运费大,开辟海上航线就成为势所必然。 

 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达较高水平,古代南越(粤)人长期生活于南海之滨,也精于造船,擅长航海。考古资料证明,南海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舵、船锚的地区之一。公元前140年至公元5年,即汉武帝至汉平帝期间,西汉王朝已多次派使节乘坐中国制造的海船,经南海前往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进行国际交往和贸易活动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有关于汉代开辟南海-印度洋航线的记载:

  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,有都元国(今苏门答腊东北、马来半岛南部);又船行可四月,有邑卢没国(今属缅甸);又船行可二十余日,有湛离国;步行可十余日,有夫甘都卢国(与湛离国均处今伊洛瓦底江沿岸)。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,有黄支国(今属印度),民俗略与朱崖相类。其洲广大,户口多,多异物。自武帝以来皆献见。有译长,属黄门,与应募者俱入海,市明珠、璧、琉璃,奇石奇物,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。……自黄支船行可八月,到皮宗;船行可二月,至日南、象林界云。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(今斯里兰卡),汉之译使,自此还矣”。

  这里所记的南海与印度洋的海上漫长航线,即历史上著名的汉代南海“丝绸之路”。由中国海运货物通过这条海道,在斯里兰卡中转,经印度接运而西行,辗转至欧洲、北非。而外国的物产,如罗马的玻璃器具,非洲的象牙、犀角,西亚的银器,南亚和东南亚的琥珀、玛瑙、珠玑、玳瑁、果品等异域珍品,也通过这条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运到中国的番禺,再经陆路转运到汉朝的都城长安和各地。

  东汉末年以后,中原战乱频繁,西北的陆上“丝绸之路”受阻。岭南相对稳定,南海上的“丝绸之路”在三国至南朝时期仍然得到发展。公元3世纪,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属三国吴国之广州管辖,吴国利用通达南海的优越地理条件,发展海外贸易和友好邦交。当时,广州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中心基地和对外贸易的主港,虽与岭南的政治、经济发展和地理形势有关,更重要的是与海南岛东南部经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一带航线的利用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。考古工作者1975年在西沙群岛北礁发现古代沉船和南朝的青釉半陶瓷六耳罐、杯,证明当时许多船舶航行在南海的这条航线上。往来东西方之船统称“南海舶”,贸易输入的物品,除传统的象牙、犀角、珠玑、玳瑁、琉璃器外,吉贝(棉花棉布)和香料也日渐增加。出口物品除大量绸缎外,陶瓷器、漆器、铜铁器显著增多。在经济交流的带动下,中外文化交流也凭借这条海道频频展开,在中国先进的传统文化艺术向外国传播的过程中,印度的哲学、文学、医药、绘画、雕塑和建筑艺术等也传入我国。

  二、唐代起“通海夷道”日益兴盛

  唐朝国势强盛,海外贸易盛况空前,造船业更加发达,所造船舶规模大,船体坚固,设备完善,适宜远洋航行,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记载唐代广州还制造不用铁钉的“缝合船”。随着海外交通、贸易的扩展,南海和印度洋上商船往来络绎不绝。当时从广州启航,经西沙、南沙群岛至波斯湾、红海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极为红火,时称“广州通海夷道”,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。贾耽(730~805)《皇华四达记》中对此有记载,并把从广州至大食国巴士拉港(在今伊拉克境)称为“东航路”,航经国家为今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斯里兰卡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伊拉克等;把阿拉伯半岛及亚丁湾、东非、红海航道称为“西航路”,航经今沙特阿拉伯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、坦桑尼亚、埃及等地。唐代除外国佛教僧人来广州外,还有伊斯兰教徒、犹太教徒、基督教徒、火教徒等,其中尤以伊斯兰教徒为多。海南岛三亚市的羊栏、酸梅铺(今梅东村)和陵水县的干教坡发现的50多处阿拉伯人墓葬群,也是这个时期南海“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见证。中国与印度、阿拉伯、欧洲的文化交流,也随这条贸易水道的经济交流而展开。

  宋、元朝廷继承唐代传统,利用南海地理优势发展海外贸易,在广州设立市舶司,掌管海外商舶事务。广州在北宋及其以前已广泛应用指南针于航海,广州港继续成为全国第一大港,所造远洋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:罗盘针、转轴、避水舱、桅、舵、锚等装置,载重量约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支700头驼队的运输量,被蕃商称为“中国大舶”。南宋进士周去非在其《岭外代答》一书中,对宋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西段南海-印度洋航线有较详细的记述。元代南海-印度洋上中外商舶来往,远达南洋群岛、印度洋、阿拉伯海、波斯湾,以至东非(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)。元代通过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进行的东西文化交流也颇频繁,为我国人民所熟知的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,虽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1275)由陆道来我国,但回国时则系取道“海上丝路”(1292),他写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把我国情况介绍给西方。而汪大渊于天历二年至至正五年(1329~1345)两次经南海到印度洋游历数十国,写成《岛夷志略》一书,使当时我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眼界大开。

  明代,南海“通海夷道”更显繁荣,由政府组织庞大船队连续多次往返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,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。明成祖永乐三年到宣宗宣德八年(1405~1433),太监郑和先后7次率领大船队(五六十艘)2万多人(各种专业人员和官校、士卒等),航行访问南海及印度洋沿岸37个国家和地区。郑和的随行人员马欢著《瀛涯胜览》,费信著《星槎胜览》和巩珍著《西洋番国志》,都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对“西洋”的视野。郑和远航“西洋”,历经30余国,最远达西亚、东非和红海,比哥伦布(1484~1536)的航行在时间上早半个世纪以上,在船只和船队规模上都超出好几倍,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。考古发现的明代外销瓷器和铜钱、铜锭等数量很大,西沙群岛出土大量明代青花瓷器,北礁发现铜锭24块(69公斤)、铅锌锭1块(0.5公斤)、铜钱400多斤,其中“永乐通宝”1215枚,考古专家推断“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在这里触礁沉没了留下的遗物。”

  三、清近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衰微

  清初,鉴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我国沿海的骚扰和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件,朝廷曾实行“闭关政策”,禁止外商到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贸易。为便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,清政府指定专门的商行从事与外商之间的贸易,这些商行发展成为著名的广州“十三行”;还设立夷馆,对外商的起居活动进行管理。此时海南亦向“十三行”供货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五《黩货》中说:“东粤之货,出于九郡者曰广货;出于琼州者曰琼货,亦曰十三行货;出于西南诸蕃者曰洋货。”梁家彬在《广东十三行考》第二篇第二节“注一”中解释说:“琼州素称富庶,然其地当海防要区,固非与外洋通商者,凡外舶欲得琼州货物,仍须于广州购取之。”

  在开拓殖民地的竞争中,英国的势力逐渐超过了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兰和法国,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开始居于首位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商品总值中,英国为120万两白银,占63%;中国向西欧各国输出商品总值中,英国为170两白银,占47%。美国在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派“中国皇后号”商船来华通商,开创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。“中国皇后号”运来的是美国的土特产品,其中人参473担、毛皮2600张;从广州购去的是茶叶3022担、瓷器962担、丝绸490匹等。此外,在十八世纪初期,奥地利、比利时、普鲁士、丹麦、瑞典等也都开始通过“海上丝路”与中国通商。清代广州出口商品为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铁器、蔗糖、土布等;进口的商品为毛织品、金属制品、药材、皮货等。

  由于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,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,西方国家不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销路,出现了贸易逆差,大量银元流入中国。为改变这种贸易逆差,追逐高额利润,英国商人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,非法地大规模向中国推销鸦片,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,白银大量外流,人民体质受到严重损害。道光十八年(1838),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(1785~1850)到广州禁烟;同时,林则徐的得力支持者、海南探花张岳崧也在湛江、雷州、琼州配合禁烟行动。道光二十年(1840)英国政府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,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,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发生了根本变化,只见“洋船”驰骋,不见中国船影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才把我国“海上丝路”航舶中断的一页翻了过去。飘扬着五星红旗的远洋巨轮,驰骋于海洋之上。

  “一去一万里,千之千不还,崖州在何处,生度鬼门关。”

  这是海南最早的一首贬官诗,出自唐代杨度之手,从其哀绝的字句里,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乘筏渡过琼州海峡的绝望与恐惧。然而,三宝太监郑和却有着比这些士大夫们要博大得多的气魄与胸怀,以致直到如今,一想到他当年绵延百里的浩荡船队和蔽日遮天的猎猎旌旗,真令人想回到当时的中国,当时下西洋的船队……

  今日南海,何其重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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